时代周报记者 吴平 李宛珊 发自广州
看到混改的公告后，联通内部基层员工刘洋跟身边的同事们一样纷纷转发、兴奋不已，“希望能带来转机”。她说着给时代周报记者转发来网络上的一条评论：“太好了，联通终于有钱了，可以大干一场了，联通加油，大家要有好日子过了。”
经历诸多波折，8月20日晚间，中国联通终于披露了正式的混改方案，包括定增、控股股东转让部分旧股、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三部分。8月22日，A股中国联通(600050.SH)、港交所上市公司中国联通(00762.HK)今天复牌，其他参与的上市公司网宿科技、宜通世纪等也同时复牌。
停牌近5个月酝酿混改的中国联通，对基层员工来说，意味着士气、业绩和给对手的触动；对公司来说，意味着生死攸关的转型；而对市场来说，联通混改的效应，是否会带来其他国企的效仿，催化整个国企改革的进程？
在旁观的学者眼中，以中国联通混改落地为开端，新一轮国企改革，需要完善法治、法规等上层建筑。
“新一轮的混改，需要有目标、有红线，在法治监管上，需要界定怎样才算国有资产流失，哪些国有资产不能卖出。”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触动同行
“虽然年初就听说联通要混改，但之前对联通内部管理印象实在太差了，所以也没买联通的股票。”中国电信集团广东公司的李霞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大学毕业就进入电信工作的她有近10年的业务经验。
2008年，工信部、发改委和财政部组织电信行业重组，把原中国网通和中国联通合并到一起，形成了现在的中国联通。据媒体报道，企业整合过程出现了困难，此前两家体量相似，原中国网通又是由吉通、小网通合并而来；2014年中央巡视组进驻中国联通，多达2000多件的内部举报信塞满邮箱。
曾管理中国联通11年的原董事长常小兵，在2016年7月被中纪委披露了“违纪”行为，包括：干扰中央转向巡视工作，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利用职务在企业经营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等。
2015年底电信业流传着联通将与电信合并的谣言，“本来联通内部已经士气低落，再加上谣言，几乎都停止了工作等待合并，渠道商也受此影响流失严重。”李霞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很早就提出“占领第二卡槽”，提倡让用户开副卡，中国电信的政策意图甚至鼓励用户把最多能开到5张卡的额度全部用满，但据联通内部基层员工刘洋透露：“以前联通不提倡开副卡，想着为了新发展用户。”
作为最后的阵地，联通的固网宽带业务在2016年10月被移动超越。这一月，中国移动的固网用户数上升到7551万户，超过联通的7547万户，到了 2017年6月，电信、移动、联通的固网宽带份额进一步变为43%、31%、26%。
“联通混改确实让电信触动很大，尤其是跟腾讯合作的王卡。”李霞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据联通官方公布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与腾讯推出大小王卡的半年中，新增了2000万用户，与阿里的合作也带来300万新用户。
“中国电信从2017年初开始重视与互联网企业的打包流量销售，2017年4月，中国电信联合乐视视频、PPTV、爱奇艺、今日头条等，一口气推出5张不同的免流量卡。”李霞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种业务技术上难度不大，多年前就有运营商销售指定用途的流量的尝试，比如专门用来看优酷视频的1G的流量，“现在就是跟互联网企业谈，整体打包销售流量”。
掀动市场
王素芳的选择跟李霞完全相反。被媒体称为“最牛散户”的她，赚到了让李霞羡慕的浮盈。
2016年中国联通的年报显示，王素芳出现在流通股东的名录上，新近持股8754万股，2017年1季报显示，王素芳继续增持，持股数量达到1.28亿股，占总股本比例为0.6%。
自2017年3月31日开始，中国联通因混改事项停牌，8月21日终于以涨停的姿势开盘。
对比国企混改指数与上证指数，从2016年5月到2017年初，前者的涨幅要明显超越后者；成立于2015年的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基金（502006），在联通混改公布后的8月18日，创下9.93%的惊人涨幅，8月21日开盘曾再度接近涨停。
根据混改公告，具体方案是，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形式，向战略投资者募集资金617.25亿元，采取股份协议转让的形式，向结构调整基金募集资金129.75亿元，采取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形式，向核心员工募集资金32.13亿元。
交易总对价779.14亿元，交易完成之后，大股东联通集团的持股比例从62.74%下降到36.67%。
战略投资者中包括中国人寿、腾讯信达、百度鹏寰、京东三弘、阿里创投、苏宁云商、深圳光启互联技术投资合伙企业、淮海方舟基金、兴全基金。
其中，腾讯信达成立于2017年8月9日，注册资本110亿元，地址是深圳南山腾讯大厦36层，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中国联通5.33%的股权，是此次参与定增的互联网企业中持股最多的。
这已经不是腾讯第一次参与央企的改革。在认购中石化销售公司29.99%股权的投资机构名录中，深圳市人保腾讯麦盛能源投资基金企业在列，认购了100亿元、比例为2.8%。
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深圳太太药业、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滴滴出行、红杉资本等，则是通过淮海方舟基金间接参与定增。
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中的投资人，则包括中车资本控股、建信投资基金、中国移动等重磅单位。
8月16日晚，中国联通的混改方案在发布约3小时后从上交所撤下。
撤下的理由在于，在联通混改的方案中，定增发行股票数量高达42.63%，远超发行前股本的20%，这违反了证监会2017年2月底定增新规；其次，定增发行价基准日选择的是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而新规要求必须选用发行期首日，这两日的价格存在价差。
相比8月16日发布又撤下的混改公告，8月20日重新发布的公告中，最终确定的战略投资者由14家变为9家。
同时，中国证监会发布新闻稿，称对联通混改做个案处理，适用于之前的旧规定。
王晓初的挑战
靴子已然落地，但王晓初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2015年8月，王晓初被任命为中国联通董事长、党组书记。在那之前的11年里，王晓初在中国电信担任总经理、董事长、党组书记等职务。据媒体报道，同事们评价他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要靠才华，离开的时候，电信基层员工在挽留信上写道：此时此刻，为什么你要走呢？如果要走，相信是另有重用。
事实是，王晓初在联通面临的局面确实不轻松。
中国联通的资产负债率多年以来居高不下，2015年开始更是突破了60%，2016年底接近63%。而相比起来，中国电信的资产负债率为51.52%，中国移动2016年资产负债率为35.43%。
利润率的对比更凸显联通的窘境。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毛利率都维持在70%左右，但中国联通的此项数字仅有31%左右，净利润率对比更为难堪。
2013年，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发放TD-LTE牌照，中国移动2014年开通了72万个基站，拼全力发展迅速抢占4G先机，这让联通在市场上更趋被动。
根据年报数据，中国联通的收入，从2013年的3037亿元，连续下降到2016年的2742亿元，净利润更是惊人地从2013年的103亿元，跳水到2016年的4.8亿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联通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进入负增长时期……4G出来后，优势不复存在，中国联通犹豫了，最终造成艰难。”王晓初在业绩交流会上坦言。
据公开资料，王晓初到任联通后，调整公司战略，放弃了3G和4G同步发展，转而聚焦4G，并把资源向东部发达地区倾斜。
恰巧，王晓初到任后不久，央企重点领域混改迎来进展。
2016年9月2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召开专题会议，并指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央企混改6+1试点浮出水面，联通位于首列。
2017年5月，中国联通分别设立了中国联通电子商务腾讯合作运营中心、中国联通电子商务阿里合作运营中心，分别对接腾讯、阿里的业务。
根据联通公告，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为24.2亿元，同比增长68.9%。“经过努力，公司用户已经转正不再负增长，然后是收入转正，到了年底开始现金流转正，希望下一步利润转正。”王晓初此前在业绩说明会上说道。
根据8月21日联通混改公告，此次交易对价合计不超过779亿元，这意味着资金到账之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到50%之下，与中国电信接近。
公告中同时写道：拟通过本次混改形成多元化董事会和经理层，让参与进来的非国有资本有话语权，拟以业绩为导向优化薪酬内部分配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拟加强经理层建设、探索市场化管理等。
根据公告，拟募投项目主要为4G能力提升、5G商用建设项目，“我们在5G时代绝对不会犯4G的错误。”王晓初曾如是表示。
强化红线意识
联通的混改方案，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小广感到很欣喜。“对民间资本放开这么大的股权比例，这是个进展，未来，许多其他央企也可以这么做，步子可以再大一些。”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经济都面临同样问题，新动能不足，需要用改革来培育发展新动能，同时，旧的动能也需要升级改造。”王小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比如印度在2014年以来放开了民航、制药、零售、铁路等许多行业的投资限制，甚至军工领域也打开门允许外资控制相关公司100%股权；韩国反垄断部门最近也在敦促现代汽车集团改革股权架构，以免给郑梦九家族过多权力。
“改革是趋势，是潮流。”王小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2016年10月6+1试点方案出台，2016年12月1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
6+1指的是哈电集团、联通集团、南方电网、东航集团、中国核建、中国船舶6大央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再加上浙江省国资委。其中，东航集团已经引进美国达美航空、携程等非国有资本，各占其股权比例为3.22%；此外，中国船舶控股股东将公司股票无偿划转给中原集团，比例为3.19%，形成上下游产业协同。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国企改革很多内容实际上难以落地，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时缓时急，具垄断特征的企业混改基本没有进行。
“目前，国企混改进展慢，最主要原因是上层建筑不完善，执行者担心风险。”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万说道。
但相比起来，此次联通混改，国资出让的股权比例达到26%，资本动作更具实际效果，也因此引起更大关注。
在万喆看来，混改需要在法治监管上，给出边界，给出界定。
“新一轮的混改，需要有目标、有红线，在法治监管上，需要界定怎样才算国有资产流失，哪些国有资产不能卖出。”万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霞和刘洋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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