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目：环境负重有多“重”
“环境保护处于负重前行、补齐短板的关键期，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全力攻坚。”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日前举办的2017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表示。
我国的环境负重到底有多“重”？如作甚环境“减负”？有关专家给出了解答。
城镇化面临突出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院长洪亚雄以为，近40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成绩环球注视，但也面临一些突出的环境问题。
他以为在宏观条理上有三方面问题：环境浑浊重。我国主要浑浊物排放量在2000万吨量级上，超出环境容量两倍左右；2015年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只占21.5%，黑臭水体在城市里广泛存在。生态受损大。全国生态萍踪增加的速度远远超出承载力的增长速度，一些河流开发利用率超出生态警惕线。环境风险高。数以千家的化工企业毗邻水源保护区、人群密集区。
这类突出抵触在京津冀地区尤其显著。2016年11月，京津冀区域PM2.5浓度上升8.5%，共产生5次影响范围较广、连续时间较长的重浑浊过程。数据显示，京津冀周边地区统计了6个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领土面积占全国7.2%，消耗了全国33%的煤炭，单位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6省市涉气排放主要产品产量基本上占全国的30%到40%。
资源与消费，环境承载与浑浊排放，是任何超大城市必须面临的均衡考题。专家指出，华北地区在不利的地理气象要求下，集合几亿人口、布局生产强度高的重工业，在全球范围少见。“治霾好比胖子减肥，加强代谢能力的同时，必须控制住进食，也就是削减各类浑浊物的制作，空气环境质量方能得以改良。”北京市环保局总工程师于建华说。
优化城市生态
如今，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广泛超标，臭氧浑浊问题进一步呈现。在水环境方面，部分水体水质趋于恶化，总磷浑浊问题日趋凸显。
“环境资源承载力是有限的，依据我院测算，全国COD（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环境容量约在1200万吨左右，如今全国排放量远远超出环境容量。”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说，很多城市管理者虽然熟悉到环境资源承载力有限，但通过大规模调水、超采地下水、在城市河流下流排污、界限地区布设烟囱等资源输入、浑浊输出的方法，处理发展规模和方法与环境资源承载力不顺应的问题，没有顾及区域性、流域性和久远的环境伤害。
“所以，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优化城市发展，需求将管控的关隘前移，采用综合手段进行管理，慢慢将社会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束缚在环境资源承载力范围以内。”吴舜泽表示，浑浊物排放总量、煤炭消费总量、机动车保有量、水和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总量等是控制环境资源开发强度的有用手段，需求将这些手段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监测评价预警联合起来。
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价中心主任刘伟京坦言，长久以来，经济建设占领主导身份，环境保护主要服务于开发建设活动，“即使站在环保阵地最前沿的规划环评，也是在开发建设方案‘大局已定’甚至‘生米煮成熟饭’以后的跟进”。
“要通过展停战略环境评价，强化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慢慢树立生态环境质量与产业发展、浑浊排放、生态系统健康等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络，提升环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性、协异性、科学性。”刘伟京说。
用法治手段为环境“减负”
个体地方为敷衍环境保护督察发红头文件强迫关停市区和县城大大部分中小餐馆；有的城市用行政手段强迫辖区内企业停止生产，给守法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严重影响；一些城市在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周边频仍洒水、用“喷雾车”喷雾、制止货车通行……刚刚过去的2016年，这些举动重复在地方上演。
“要综合采用行政、市场、法治、品德手段去管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李佐军以为，管理环境问题，在体制机制上，需求从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首先是构建合理的市场机制，好比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等，市场机制普通本钱较低，且能优化配置资源；其次要树立政府管治机制，以削减内讧、构成协力、提升效率。
“在现有的环境法治背景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手段比较简单在短时间内产失成效。”李佐军表示，从久远来看，法治手段是根本前途。以治霾为例，需求同时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层面发力。从立法层面来看，目前针对大气浑浊排放的主方法域，已经有了很多有关规定和政策，但大多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
“现有的大气法里有一些规定，但规则不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企业超排了，获得的多是约谈、罚款等行政处分，还没上升到法律层面，不像贪腐等犯法可直接判刑。”他说，另外和固废、水等浑浊对比，大气浑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难以判定排污主体、排放数目及其环境影响，故经常不简单确定处分依据。
“处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超载问题，归根结柢要靠人和制度，要靠科学的制度设计调动每个主体治霾的积极性，要靠联防联控机制的设计构成治霾协力。”李佐军强调。（记者 叶乐峰）
(责编：李楠桦、杜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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