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网特稿如果不是一直坚持自己对于创作视角的追求，马丁·斯科塞斯不会如今天这般成功。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曾想成为一名神职人员，热爱电影的斯科塞斯便一直想拍一部电影来讲述耶稣的一生。结果，他的《基督最后的诱惑》于1988年上映了。自此，斯科塞斯在影片中不断尝试各种新的主题。其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于2002年上映的年代片《纽约黑帮》，终于重新激起了他的创作兴趣。
这位已74岁高龄的传奇电影人为我们带来的最新力作，是一部斯科塞斯已反复推敲了超过25年的呕心沥血之作。这部作品改编自远藤周作于1966年发表的同名小说，由斯科塞斯和杰伊·考克斯共同编剧。影片讲述了十七世纪时，两名来自葡萄牙的基督传教士，罗德里格斯（安德鲁·加菲尔德饰）和加佩（亚当·德赖弗饰）潜入日本寻找据称已被迫放弃天主教信仰的同僚（连姆·尼森饰）。
去年末在洛杉矶，时光网获得了与斯科塞斯深入探讨的机会。这次谈话的内容包括《沉默》幕后漫长的制作过程、斯科塞斯与罗伯特·德尼罗的深厚友谊、斯科塞斯为电影保护所做的贡献和其他一些内容。这段谈话虽长却十分有趣，摘录如下：
时光网：对于您来说，花这么长时间制作一部电影，让我很惊讶。您觉得是哪些因素让制作周期如此漫长？
马丁·斯科塞斯：真的，老实说，我觉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虽然我们很快拿到了原著的版权，但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都觉得我没有准备好去写这个剧本。我之前认为我已经完全理解原著了，但大概1991还是1992年的时候，当我和杰伊·考克斯想开始写剧本时，我们发现自己真的写不出来。我们开始做出一些努力，试图从那些与主题相关的材料入手，但很多政治与文化相关的东西我都搞不懂。最终，原著的最后二三十页我还是弄不清楚，所以我只能不停地回归原著，尽力去理解“背教”的真正含义，然后去思考如何在电影中将它呈现出来？
在书里，曾描写到主的声音传来，这又该怎么拍出来？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花在了深入理解原著上，或者说，至少我们要花时间去想如何将书中的文字转化为剧本和电影。然后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版权持有者，意大利的一名参议员VittorioCecchiGori遇到了一些麻烦被关进了监狱，然后又出现了一些声称拥有此书版权的人。这下，法律上和财务上的问题就变成了“戈尔迪之结”（非常难解的问题），而这让大家都开始萌生退意。当时情况太复杂了。
在制作《纽约黑帮》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些资金，所以当时的问题得以解决。在那时候，每隔几个月，我都得把这些问题全部记录下来。那段时间我记录了很多很多，所以必须得标注好日期。当我回头看一条2000年或者1998年的记录时，我又会说：“喔，这个已经没用了。”我必须得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过活（为了拍这部电影而做准备）。我必须得生活，必须活着，必须谈恋爱、组建家庭，必须有一些制作其他电影的经历和体验。2005年，我终于创作出了剧本的雏形。到了2006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和杰伊·考克斯一起完成了剧本初稿。我们当时想：“行了，咱们终于可以开拍了！”但那个时候，关于原著的那些法律上和财务上的问题依旧严重，有了这个“拦路虎”我们不可能进展到下一步。
一晃到了2009年，我们觉得问题终于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去了东京和长崎，给很多日本演员试了镜，他们大多也都出现在了电影中。在长崎周边，我们考察了许多远藤周作在书中描写到的地方。我们还见到了一些秘密信教的基督徒和那里所有的宗教人士。但是，我们的美梦又一次破碎了！还是因为那些法律上的问题。所以要不是写不出满意的剧本，要不就是有了剧本之后的那些资金和版权的问题。好多人都说自己有原著版权，这让事情变得极其难办。与此同时，我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觉得我们不该进行下去了，再下去只会自讨苦吃。但是还是那句话，我非常想拍这部片子，而且困难越多，我越是觉得脑中的构想逐渐清晰起来，越是明白我该怎样解读原著，拍出自己想要的感觉。
然后李安找到我，向我提议到台湾取景拍摄。他的同事David Lee带EmmaTillinger和我团队的所有工作人员去到台湾，那里的景观与电影中所需要的极其相似。我们在那找到了许多完美的取景地，这也帮我们省了一大笔制作经费。从2006年到2013年，工作人员一直为电影制作所需的高花费发愁，这也让那些想要投资这部片子的投资人望而怯步。我一再要求削减预算，最终把预算降到了4400万美元，这可比一般标准低了2200万呢。真正制作的费用也只有2200万美元。这（削减预算）很有必要，我说过：“这部片子不需要大制作。”
时光网：在好莱坞，似乎艺术创作和商业因素总会冲突。是不是即使对于您这种知名大导演，想要得到充足资金去制作一部电影也是十分困难的？
马丁·斯科塞斯：我认为商业因素在电影制作中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但我想，我能制作出那些风险较高的片子，是因为一些出演的演员在支持我，或者说是我支持他们完成了那些富有激情的表演。不论是之前的（罗伯特）德尼罗，还是之后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我们都是共同努力完成那些作品的。但就算是像《禁闭岛》那样的片子，它高昂的预算也会是个制作上的大问题。所以对我来说，我会先问自己：你真的想拍那部片子吗？你会为其牺牲多少？我是说，在那段时间里，没有薪水，而且这会影响你两年半的正常家庭生活，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也会受影响。这样的话，你还是否一定要拍那部片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必然是极大的牺牲，除非你本身非常有钱，根本不在乎拍这片子会花掉自己多少钱。就这部片子而言，因为一些健康问题和家庭事务，它的制作周期确实拉得长了一些。
但即便是那样，我们也已经尽力全速前进了。我衷心认为，如果你真的很想拍一部电影，你会想方设法地去做，即便是牺牲自己的薪水。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会想尽一切方法去完成它。拍《穷街陋巷》和《出租车司机》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这么做了。当时的预算真的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想给那些想要制作电影的年轻人一些建议，那就是，一定要认识到资金的重要性，而且摄影棚内的气氛一定要有激情，即使你们还赚不到什么钱。但千万别让资金问题困住你。特别是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总会有办法让你去摆脱高额预算的泥潭，在电影中充分表达出你所想表达的那些东西。
时光网：是什么让您这么多年一直着迷于这个故事呢？我猜这跟其中关于宗教信仰的冲突斗争有点关系，但它对您到底有多大影响呢？希望这问题不会让您感到被冒犯。
马丁·斯科塞斯：我想自从第一次知道信仰这回事，开始知道信仰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开始，我对其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信仰，同时又完全不去打扰别人（的信仰）。在某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说自己的信仰中不包含一丝的怜悯。在少年时期，我曾经想去一所预备神学院学习，以成为神职人员，但我并没有完成学业。那（神职人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我遇到了我的导师，一名神父。在我11岁到17岁的那几年里，他对我的影响重大。他对我们的影响真的非常的大：他给我们书读；他还不断启发我们。所以我非常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但在学院学习时，我意识到，仅仅有“想成为和别人一样的人”这个想法是不能在一种职业中全身心投入的。你自己必须由衷地热爱它才行。但这种热爱该从何而来？又该怎样从自身发掘出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在精神探索方面，我从未停歇。
在拍《穷街陋巷》时是这样，拍《出租车司机》时是这样，拍《愤怒的公牛》时还是这样。《基督最后的诱惑》对我来说，是我开始实践那些主题和想法所迈出的重要一步。那部片子本来计划于1983年完成，但实际在1988年才最终上映。所以在1983年到1988年间，我又拍了《下班后》和《金钱本色》。这两部电影更像是一种练习，就像去体育馆锻炼那样，直到我完成《基督最后的诱惑》。
特别有趣的是，大主教PaulMoore在看完《基督最后的诱惑》的第二天，便把《沉默》的原著给了我。他当时是纽约圣公会教堂的大主教，我们谈了命运，生命，信仰以及其中一些应用的东西，整个谈话非常愉快。后来我便去拍了《好家伙》，但当我读出那本书（《沉默》）的中心思想，尤其是读到结语的时候，我意识到，如果我可以将这个故事用另一种方式呈现，那么我就会对之前那些问题有更深层的认识，也会更了解人生，发掘出更多自己的价值。这些想法一股脑涌上来，而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正是我能将剧本完成的原因。这么说来，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次朝圣之旅。
时光网：您觉得安德鲁·加菲尔德和亚当·德赖弗在影片中的表现如何？您为什么会选择他们二人来出演呢？
马丁·斯科塞斯：在电影制作构想的那段时间里，对于出演罗德里格斯的演员，我心中曾有过最佳人选。但经过那一段很长的准备期，那些人选变老了，他们的年龄和样貌不再适合片中的人物，所以他们都退出了。有一些我特别希望他们出演的演员，经过各种会谈和讨论，其中三个非常出色的演员告诉我：“我真的没有被这些材料触动，我对宗教压根就不感兴趣。”我说：“这并不需要你对宗教感兴趣，本质上这是关于存在的问题。”但他们其中一人有个亲戚，假称自己是传教士的，他们就只是说：“我不信这个，所以我不知道怎样去表现。”所以到后来，我们改去视镜一些更年轻的演员。
我看过安德鲁出演的《男孩A》，觉得他在里面的表现很不错，还有他在《别让我走》里的表演，也很精彩。就算是在演蜘蛛侠的时候，我看了第一部的前半部分，在那些动作戏之前，他很到位地表现出了那个漫画书中的角色——他是真的将自己融入了角色中。其他一些试镜演员也都很不错，但安德鲁的试镜表现真的太棒了，以至于只有他的试镜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我让他表演了其中一镜，给了他一些指导，然后让他又表演了一次，这一次他一下就抓到了我的想法。然后我就开始：“我们再试试这一镜吧？我们再试试这个吧？要不试试那个？”那时候我就知道他就是那个人选了。
亚当·德赖弗的话，我有看过他的《衰姐们》，我觉得他是独一无二的。我喜欢他的外形，他的长相，他的肢体语言，虽然我并不是很懂那些新潮的动作（笑）。有些时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当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像是在想别的，可他真的很独特又真诚，所以这真的很有趣。这就是关键，他愿意去做，并且愿意一路做到底，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个是说，在我们的一位营养师的帮助下，他们两个都为了角色瘦了不少。有的时候我不明白他俩为什么都没听到我在说话，但后来我明白，那是因为他俩都已经饿得神志不清了（大笑）。虽然有营养师时刻监督，但这真的非常折磨人。
时光网：我们都知道，您不仅是一位传奇的电影大师，更是电影基金会（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电影保护和放映经典修复电影）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在您参与保护的项目中，有哪个是您最为之自豪的吗？
时光网：过去的这一年是《出租车司机》上映40周年。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见罗伯特·德尼罗时的情景吗？您那时候知道他会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电影明星吗？
马丁·斯科塞斯：我第一次见他是在1969年，好像是在我朋友杰伊·考克斯的公寓里，是布莱恩·德·帕尔玛把我们聚在一起的。当时德尼罗刚刚出演了一部布莱恩执导的电影《嗨，妈妈！》。他（德尼罗）看着我说：“我知道你，你之前就是杰伊的朋友，”他又提了几个我发小的名字。然后我就发现，他小时候其实跟我住一个社区，但是跟另一群孩子一起——他住的离格兰德街和赫斯特街近一些，而我则住在隔着王子街、斯普林街和休斯顿的伊丽莎白街！（笑）但我们并不记得彼此，至少我不记得了。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记得他那时应该差不多16岁，他看了我的《谁在敲我的门》，就觉得我非常了解那个地方，也知道我就是那个地方长起来的。所以当我想拍《穷街陋巷》的时候，我很希望他来演。他可能就是那唯一一个能明白这部创作的人——他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以及我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它能成为巨星，但布莱恩（德·帕尔玛）知道，他感受得到，还有很多人当时也感受到了（德尼罗会成为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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